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往往将法学与医学相提并论，认为正如医学的任务是研究如何给人体治病，法学的使命则在于诊断和治疗社会病。

对于这一事实，与其像哈耶克所主张的实现货币的非国家化，将这种极具侵益性的权力交给一大群私人，倒不如将其交给民选的政府机构，更便于接受法律的直接监督。启蒙思想家和自然法学派的基本立场也为国家和政府的职能设定了基调，即认为国家或政府旨在防卫和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促进人们生命、财产、自由、平等诸项权利的充分实现。

他认为，由于私人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货币发行主体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必然会保持币值稳定。[60] 当然，弗里德曼的设想只能是在不妨害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将货币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限制到最小，却无法真正改变当局向人民征收通胀税的事实。[51]［英］李嘉图：《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4页。其二，政府应为公民财产权的有效保障提供必要条件，并在财产权受到侵害时为公民提供必要的救济手段，如警察、法庭等。中央银行的一个重要职能便是发行纸币。

[13] 在作为自由实现之基础的财产权的各种实存形态中，货币财产权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财产权，它对于自由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纸币则不同，它本身没有价值，纸币的购买力是以国家信用和国家强行法为依据的，因此纸币的发行权当由国家垄断，发行收益应作为国家的财政收入。[14]198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国内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口都属于人民的范畴。

但是，《共同纲领》有三处使用了国民的概念。人民与公民的重合使得人民被纳入了法治的范畴。人民的概念不再具有阶级的含义，而是指社会阶层。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大，敌人的范围越来越小。

[17]冯黎明：《人民性：从汉语的角度看》，载《江汉论坛》2008年第1期，第113—116页。本文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中人民概念的分析，认识人民在当代中国政法语境的意蕴。

1957年至1978年，原属人民范畴的很多人被划成剥削阶级。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0]付子堂主编：《文本与实践之间：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页。[16]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改宪法时,又写入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人民的范围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21]人民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特权的产物，它追求的就是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幸福。公民是以承认现有政权的合法性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13]1978年宪法序言中规定，要以工人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

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9]付子堂主编：《文本与实践之间：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12]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7页。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法语境中人民概念的使用和内涵的演变作梳理和分析，以揭示作为阶级的人民和作为评价性术语的人民在当代中国政法语境中的意蕴。

结束语 法谚说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财产被没收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土地被分配的地主阶级只有以劳动为手段被改造成新人时才能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已打倒了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这些团结的对象都属于人民范围。[2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规定人民范围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全体爱国人民。[23]人民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成为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标准。

2009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会议上提出了人民法官为人民的重大历史命题，深刻揭示了人民司法的本质属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

通过对于中国政法语境中人民的考察，我们发现人民的阶级色彩已经淡去。人民的阶级色彩非常浓厚。

（一）作为历史规定性存在的人民 人民是先验性和历史规定性的存在。有一个定义须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9]参见张恒山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18]所以，在当代中国政法语境中，作为历史规定性存在的人民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19]当代中国的人民主权是马克思的阶级主权观，而非抽象的西方式的人民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八二）序言中指出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人民也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制度追求的目标和评价标准。这些人民变为人民的敌人。

[20]在这一历史时期，阶级性意义的人民是权力的主体，人民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身份。在《共同纲领》序言中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民是革命逻辑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的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趋势，处于弱势地位的未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任何群体和个人均可以人民的名义要求共享改革的成果，以是否符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来评价社会制度。这种身份的转变是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依据的。

三、当代中国政法语境中人民的意蕴 人民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评价改革开放的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本文将这三大文献当作宪法性文件来使用。

人民正式进入法律的视野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通过。[8]党内也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批干部被错划为专政的对象。

人民这一内涵丰富和极具生命力的概念将在中国的政法语境中长久存在。文革结束后，‘人民概念从阶级的含义向社会阶层方面转化。